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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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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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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幕府(三)  

2013-04-15 21:18:55|  分类: 幕府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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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前夜

在忽必烈的耐心一点点被日本人消磨殆尽的时候,高丽突然发生了一次政治动乱。

蒙古对高丽的入侵始于窝阔台统治时期,当时,朝鲜的实权掌握在以崔氏为代表的武官集团手中,而崔氏手里有一支私有军队,是由“左别抄”、“右别抄”以及从蒙古军手中逃亡的高丽俘虏组成的“神义军”组成,因此称为“三别抄”。在抗蒙斗争中,这支“三别抄”逐渐成为了高丽的正规主力军。崔氏主导的高丽政权把都城从开城迁移到了汉江口的江华岛。

但高丽上层仍然存在着亲蒙势力,国王高宗联合了部分反崔氏武臣如林衍等,推翻了崔氏。在元宗继位以后,高丽朝廷更为倾向亲蒙,元宗想把都城从江华岛迁回开城,但面对朝中林衍等武臣的反对。元宗决定杀死林衍,没想到林衍先发制人,于1268年起事废元宗而立太子安庆公。忽必烈趁机入侵,利用高丽国内崔坦等亲蒙势力入寇,林衍在此时病故,其子林惟茂被杀,元宗在蒙古人的支持下复位。

但这一事件引起了“三别抄”军中一部分人的不满,作为长期抵抗蒙古入侵的军队,“三别抄”中本就弥漫着反蒙情绪,亲蒙古的国王元宗见无法控制这支军队,于是在回迁开城的同时决定解散“三别抄”。为了自保,“三别抄”占据江华岛,另立政权,宣布起义。起义军拥立承化侯王温为政府首脑,将据点定在珍岛,应者如潮。一时间,高丽的庆尚、全罗两道尽数落入“三别抄”之手。

“三别抄”起义引起了蒙古人与高丽政权的恐慌,元宗立刻命金方庆、洪茶丘两人为将,联合蒙古军镇压起义。同时,起义军内部也有人与蒙古人暗通款曲。在高丽蒙古军的联合绞杀下,起义军节节败退。到1273年,起义军最后的据点耽罗(今济州岛)被攻克,历时4年的“三别抄”起义被镇压。

在这场高丽内乱过程中,“三别抄”起义政权曾经向日本发去了求援的外交文书,希望和日本在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的基础上,共同抵抗蒙古人。不过日本朝廷自遣唐使结束以后,一直对外界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对这份求援信,日本人没有给予任何回音。站在单纯的战略层面而言,日本人是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如果日本人能够倾全力支援“三别抄”,让其将蒙古人拖在朝鲜半岛,相信至少蒙古人不会那么快就完全控制住高丽并以之为跳板侵入日本,甚至还可能对蒙古的征宋计划产生影响,届时,东亚的局势可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忽必烈在建号大元以后,于至元八年(日本文永八年,1271)九月以女真人赵良弼为使节,命高丽人为向导,再一次渡海抵达日本。这一次,忽必烈在国书中加强了威胁语气,赤裸裸地宣称:“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这显然已经是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在“用兵”和“通好”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对于元使赵良弼的到来,在九州博多的武士少弍氏如临大敌,立刻纠集军士“以兵环之,灭烛大噪”。赵良弼宣旨以后,坚决要求面见“日本国王”才可以递交国书,但日本方面以“我国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为由拒绝,双方反复争执数次,最终赵良弼仍然没有见到“日本国王”,而日本方面也只是由博多方面派出十二人充作使节团跟随赵良弼回国复命。

赵良弼的到来令幕府认识到元朝的入侵已经迫在眉睫,忽必烈的耐心已经被强硬的日本人消磨殆尽。所以在第二年,幕府决定设立“异国警固番役”,调集大批武士前往充实九州防务,命令镇西奉行少弍氏和大友氏进行集中训练指挥。

仍不死心的赵良弼于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1273)三月最后一次抵达日本九州,要求“面见日本国王”,再一次被日本人拒绝。空手而归的赵良弼于六月回到大都,由于他在出使日本时的强硬态度,被忽必烈称赞为“不辱使命”。此时,元朝已经镇压了高丽的“三别抄”起义,实现了对高丽的完全控制,在对南宋战线上,元军于至元十年(1273)二月攻破重镇襄阳,取得了重大进展。元朝政府在高丽屯田养兵,磨刀霍霍,只待忽必烈一声令下,就将渡海向日本发起攻击。

而日本方面也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日本朝廷派遣使节前往伊势的神社,向神明祈祷“异国降伏”。在日本的民间,也出现了“末世论”。

宣扬“末世论”最为有力的当数镰仓中后期的一位名叫日莲的僧侣。日莲出生于贞应元年(1222),11岁时进入寺院,历仁元年(1238)出家为僧。他早年曾游学比叡山学习天台宗,后来,他在镰仓经历了一场大地震,感叹世事的无常,坚定了《法华经》的信仰。他在文应元年(1260)六月写下了一篇《立正安国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声称《法华经》才是正道,如果再不“正本归源”,日本就将会在外敌入侵中覆灭。他甚至拿中国和高丽做例子,说中国与高丽就是信仰了净土宗、禅宗这些“歪道”,才会被蒙古人所“惩罚”,日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会成为下一个被蒙古人“惩罚”的。这份充满宗教末世论的文章被送到了当时的得宗家掌舵人北条时赖手中,引起了一场宗教风波。其他佛教宗派特别是净土宗的僧侣对日莲这种排斥性的宣教极度不满,他们纷纷起来对日莲进行人身攻击,北条时赖也不喜欢日莲那耸人听闻的论调,将之流放伊豆。

但在短短八年后,蒙古人的第一封国书就送到了日本。一时间,日莲成了一个大预言家。在《立正安国论》中所说的那个“末世”景象似乎就要出现了。日莲又一次为人所注意,他借机上书北条时宗,再次宣扬他的宗教观点。北条时宗对他也并不感冒,再次将他判决流放佐渡。

在日本朝野上下陷入一片末世恐慌的时候,蒙古人终于来临了。元朝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十月,元军主将忻都和高丽人洪茶丘、金方庆等率领由女真人、汉人、高丽人组成的一万五千大军以及一万多名随军人夫等,分乘千石舟三百只,拔都鲁轻疾舟三百只,汲水船三百只,组成一支庞大的船队,从朝鲜半岛南端的合浦启碇,浩浩荡荡东进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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