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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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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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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幕府时代(暂定名)(二十七)  

2011-04-28 15:12:28|  分类: 走向幕府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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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纷乱的关东

一、庄园、公领

从平安时代中期开始,朝廷的权威逐渐失坠。特别是承平·天庆之乱中,朝廷的束手无策让人们看到了公权力的无能。所以更多的人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私权上,认为依靠朝廷不如依靠有权有势的家族,所以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公权的私权化,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经济关系的私有化。

在律令制崩溃以后,国家税收体系也面临着一场大变革。前面已经提过,律令制下的土地制度就是“公地公民”,土地属于国家,土地上的百姓直接向国家承担税收和各种义务。但原本建立在班田制上的租庸调制此时却因为班田制的崩溃而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私人地随着土地开垦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出现。从9-10世纪开始,日本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税收体系,称为“田堵·负名制”。所谓“田堵”就是指那些占有并耕作土地的人,田堵最早就是从庄园主手里去领取土地,他们沿用了本来律令制下领取公田耕作的旧例,在土地上加上个受领人的名字,所以土地就变成了“名田”。到后来又出现了一大批拥有庄园,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的地方豪族,他们往往被国司委任担任郡司等职务,在地方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也握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保证国家税收,国司就把手中的公田交给这些地方豪族负责耕作,这种担负起耕作公田任务并交纳“官物”的形式就称为“负名”。于是,公田也变成了“名田”,这一方式推行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田堵负名层”,到了镰仓幕府时期,他们作为名田的经营者,就转变为“名主”。

田堵负名制的出现和“名主”阶层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的经济关系开始由“公地公民”转向承认私有化。既然土地私有,那么附于土地上的农民也自然开始由“公有”变为“私有”。耕作私人庄园的土地的农民无疑当然是“私民”,耕作国司管辖下的“公田”的农民也逐渐和国司或者在厅官人产生了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国司也开始“土着化”,在本国辖区内自成一系,他们名义上还是“公民”,实际上也成了国司或者其下级领主的“私民”。

田堵负名阶层和国司之间经常因为税率问题发生激烈冲突,特别是一些庄园主,他们煞费苦心去取得太政官符或民部省符,来获得不交租税的“不输”之权,这威胁到了国司的财政权,国司就派人进入庄园测量土地,强行征租,引发庄园主的抗议,他们又进一步去寻求一个拒绝国司及其国衙机构人员进入庄园的“不入”特权。有时候,当田堵负名层和现任国司达成一致以后,后任国司又无视前任的协议,引发新的争斗。所以在田堵负名的方式推行以后,地方上反对国司“苛政”的斗争此起彼伏,地方豪族以抛荒公田、拒纳官物等方式进行抵抗。最为著名的一次就是永延二年(988),尾张国的郡司和百姓向朝廷太政官上了一份《尾张国郡司百姓等解文》,控诉时任尾张国司藤原元命苛取租税的“暴行”。实际上,藤原元命这样的国司有些是死抱着律令制下的制度不放,试图向私人庄园征收固定的国税,更有一些是自己也将手里的公田私有化,为了经济利益榨取公田上的田堵负名阶层,甚至和私人庄园主争夺土地。所以,国司和田堵负名阶层的矛盾逐渐激化,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最终朝廷颁布了《公田官物率法》,向田堵负名阶层妥协,以官方定税率的方式限制国司的随意榨取,同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朝廷自延喜二年(902)开始,多次颁布庄园整理令,限制私人庄园的过分扩张,保证公田的收入。当然,朝廷所能做的,就是禁止私人庄园采取不正当的方式进行扩张,侵蚀公田,对于庄园的正常扩张,这些庄园整理令不但不能禁止,反而是加以保护。在禁止新设庄园的同时,变相承认了原有庄园的合法性。庄园整理令在后来的永观二年(984)、宽德二年(1045)、天喜三年(1055)、延久元年(1069)多次重颁,这一次次的“整理”表明朝廷实际上对庄园的扩张是无可奈何的,庄园的扩张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一纸纸的“整理令”完全无法抵挡这一趋势。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家要限制庄园扩张,地方的庄园主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人经济利益,开始和中央以“摄关家”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勾结起来。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庄园取得“不输不入”的特权,煞费苦心,将自己的庄园名义上的所有权捐赠、“寄进”给拥有这些特权的皇室、贵族阶层或者寺社。这种“寄进”的方式泛滥化,就形成了寄进式庄园,即后期庄园的主要形式。

这样,到11世纪后期,在日本全国各地,一夜之间,寄进式的大庄园就纷纷建立起来。寄进庄园的原庄园主称为“预所”、“下司”,他们把自己所实际经营的土地名义上的所有权托付给称为“领家”的贵族。如果这些贵族还不足以令庄园获得足够的特权,他们会再一次把名下的土地寄进给更高一级的权门,诸如“摄关家”,这些更高一级的权门就叫“本家”。本家、领家、预所这三级制度就在地方豪族和中央贵族之间用经济关系造就了一条纽带。这条纽带就是庄园整理令屡屡失效的原因。要知道,掌握中央权力的藤原家手中就握着大把的土地(尽管是名义上的),号称“天下土地悉归一家”,那些中央派去整顿的地方官还有什么胆子去动庄园?

庄园的泛滥进一步导致朝廷税收锐减,但朝廷还是要供养公卿和皇族。穷则思变,朝廷从10世纪开始就把某一国的“知行权”分配给皇室成员的家族,称为“院宫分国制”,也就是说受领一国的家族可以推荐国司人选,可以获得该国的收益。后来,又进一步在关东推广“亲王任国”,由皇族的亲王担任国司,但只遥领不就职,取代他们管理地方的是国衙的副职——介,这些“介”就成为向受领的亲王国司负责的经营者,他们又把领地内的公田分给更下一级的郡司、乡司等地方官经营,逐级上缴运营收入,收入最终是纳进了受领国的皇族手中。这一办法在11世纪后更进一步推广到非皇族的贵族中,形成了著名的“知行国制”。所以公领地也因为这一制度和朝廷脱离的关系,实际上蜕变为“知行国主”的私领地,而知行国的国司也就成为知行国主受领负责人,再下面实际负责公田经营的郡司、乡司等就成为“田堵”,在公领中,正式出现了和私人庄园中的本家、领家、预所三级制度对应的知行国主、国司、下级官员三级制。

庄园和公领这两极的出现,事实上标志着日本开始由古代转向中世纪社会, “庄园公领制”就是这一新时代的生产关系,这也从经济层面标志着“王朝国家体系”的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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