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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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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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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幕府时代(暂定名)(二十三)  

2011-01-31 14:22:42|  分类: 走向幕府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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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走向中世

第一节:武士登场

一、盗贼、俘囚与侍

平安时代并不“平安”,除了京都萦绕不去的“怨灵”诅咒,朝堂上永不停息的尔虞我诈以外,地方上的治安状况也是一日不如一日。日本民间传说中平安时代的“百鬼夜行”,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盗贼横行,民不聊生的状况。在整个平安时代,朝廷一直头疼的就是两大问题:其一是虾夷俘囚的安置问题,其二是东西两路的盗贼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环环相扣,最终促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新阶层的诞生。

虾夷俘囚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日本朝廷在7-9世纪进行了整整二百年的征虾夷之战,在将国土扩张到寒冷的陆奥、出羽之余,也接收俘获了大量的当地的原住民。这些“化外之民”在日本朝廷看来与自己律令制统治下的“王民”是完全不同的。这些人好武尚勇、桀骜难驯,无论是生活习俗还是典章制度都与朝廷统治下的“化内”世界格格不入。日本朝廷要稳固被征服区域的统治,就必须将这些“化外之民”融合进自己既有的统治体系中。所以从8世纪开始,日本就大规模地将虾夷地的原住民驱离原本居住地,强行“移配”到九州、四国以及本州的中西部区域,交由当地的国司严加看管,并要求国司对这些“俘囚”进行教化、监督。

不过,虾夷民毕竟不同于律令制下的百姓。首先,他们习惯于狩猎为生,而他们被“移配”前往的那些区域已经有着比较久远的农耕历史。其次,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猎手,射箭、击剑等基本武术训练是少不了的,另外,骑马也是生活在地势开阔的关东平原上的虾夷人所必备的生活技能,这些都决定了他们是当地人眼中的异类。而日本朝廷又给予“俘囚”种种不同的待遇,由于“俘囚”生计无着,朝廷规定给予他们“俘囚料”养家糊口,又规定他们不必负担律令制下的祖庸调。这实际上使“俘囚”与日本农民之间的隔阂更为严重。

不过,负有“监管”责任的国司以及地方上的一些土豪很快就发现了这批新移民也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因为他们能骑善射,武艺出众,正好是保镖的最佳选择。当时,由于律令制的崩溃,原本的三丁抽一的军团兵士制也因为户籍制度的败坏而难以为继,各地方的国司开始面临无军可用的尴尬。朝廷开始推行新的“健儿制”,用征募的兵员来充实真空。而这些征募的健儿,除了一些能舞刀弄枪的农民以外,剩下的就是那批拥有家传武艺且世代靠武吃饭的虾夷人。

到平安时代中期,随着早期庄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田地被一些富豪庄园主收购。也导致了一大批无地农民流离失所。他们或者成为庄园主的附庸,或者铤而走险,成为盗贼。当时郡司和一些土豪承担了向中央输送地方庸调的义务。这一批批输送中的巨额财富自然就成为盗贼们打劫的主要对象。当时关东一地多马,输送队往往采用马驮的方式输送,因此在关东就出现了打劫马队的“僦马之党”,而关西的中国地区以及九州则往往利用濑户内海的便利水运向京都输送,所以在濑户内海输送船队的必经水道上出现了大批的海贼。从宽平元年(899)开始,关东各地出现了盗贼横行的情况,以大盗物部氏永为代表的关东盗贼集团四出抢掠,打家劫舍,成为各地国司、郡司、富豪头疼的大问题。朝廷不得不于昌泰二年(899)于关东的足柄坂和碓氷坂两处设置了关隘,防范这些“僦马之党”渗透到近畿一带。

按照规定,如果输送途中财物发生遗失,输送的负责人必须赔偿。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多的郡司、富豪开始把“俘囚”阶层作为自己的私人保镖,雇佣他们护卫输送队。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持着虾夷人的蕨手刀靠卖武为生的阶层。

正是这批桀骜不驯的“俘囚”后来也闹出了麻烦,由于“俘囚”普遍对自己的待遇不满,嘉祥元年(848),关东的上总国发生大规模“俘囚”叛乱,到贞观年间(859-877),上总、下总等地的俘囚相继揭竿而起,给朝廷带来十分大的冲击。元庆二年(878)三月,在出羽国,一大批俘囚因为不满朝廷的苛刻剥削,揭竿而起,袭击了秋田城。当地的官员无力抵抗,飞书驰报朝廷。朝廷紧急下令邻近的下野、上野等国守征兵镇压,五月,朝廷以藤原梶长为统帅,起兵数千进入出羽,试图镇压起义,结果被凶悍的虾夷俘囚打得大败。叛乱迅速扩大到出羽的大部分地区。损兵折将之后,朝廷不得不起用藤原保则为出羽权守,小野春风为镇守府将军,改变以往的做法,改用发放米谷,征募流亡的怀柔政策,这才让这场“元庆之乱”逐渐平息下去。“元庆之乱”的结果暴露了朝廷军事能力的贫乏,充分证明朝廷再也无力采用当年坂上田村麻吕那样的武力征服的手段来解决虾夷问题。宽平九年(897),朝廷终于做出决定,所有移配到全国各地的“俘囚”送还陆奥、出羽原居住地。

同时,为了应付盗贼蜂起的恶劣局势,朝廷决定将原本属于中央的调兵权下放给地方国司。根据律令的规定,一国内发生盗贼事件,国司必须上奏申请天皇下发“发兵敕符”,只有接收到“发兵敕符”的国司才能获得临时的发兵权。而在平安中期,朝廷在关东俘囚叛乱时,并不采取由天皇下达敕符的形式,而是改由太政官下达“追捕官符”,以追捕逃亡的名义征集兵员。追捕官符后来就被各地的国司引为一种法律惯例。只要辖区内发生盗贼,国司就可以依据“追捕官符”绕过天皇而获得发兵权,大大简化了程序,这导致了国司间接获得了军事和警察权。

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898),关东的“僦马之党”已经泛滥成灾,俘囚作乱也十分频繁,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醍醐天皇延喜年间(901-923),酿成了长达十多年“宽平·延喜东国之乱”。朝廷将“追捕官符”大批下发给关东各国的国司,授予他们捕盗缉亡的权力。同时,朝廷决定任命国司、郡司中武力高强者为“押领使”,专门负责本辖区内的治安事务。承平二年(932),朝廷又为应对濑户内海的海贼,特别设立“追捕使”,同样由国司或者地方上的豪强担任,“追捕使”一职很快被推行到关东,成为地方上的常设职务。而在濑户内海一地,后来又设置了“警固使”。这些“押领使”、“追捕使”、“警固使”借助朝廷下放军权的机会,征发领地内的兵员,并亲自统帅指挥,逐渐演变为地方上的军事贵族。

由军事权力下移为契机,在日本确立起了新的“国衙军制”。国司衙门中的“在厅官人”取得了领地里的绝对支配权。地方豪强与国司之间有斗争,也有合作,因为这些拥有庄园的地方豪强还掌握着一支军事力量,所以拥有发兵权的国衙必须依靠他们去平定地方,维持治安,所以索性直接任命他们担任押领使、追捕使等职务。逐渐把军事职能作为自己的一项家传技艺并供朝廷权贵使用。原本日本称呼侍奉上层公卿和诸大夫的六位以下的技能官人为“侍”,自从出现了一个以军事技能侍奉朝廷权贵的豪强阶层以后,“侍”这个名字就成为他们的专利,他们就是后来武士阶层的一个雏形,英语称呼武士为“Samurai”,就是日语“侍”的音译。

早期的武士集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应该指出的是,庄园主并非一定就是武士,而武士也并非一定就是庄园主。早期武士集团的成分十分复杂,不但包括“侍”,而且还有一部分的虾夷俘囚、盗贼阶层等等混杂其中,他们在日本庄园制完全成形之前的平安时代中期就已经孕育并出现,他们应该是在国衙军制的背景下,由出任地方官的中央贵族通过经济和联姻关系联合地方上以武为业的各种阶层形成的军事集团。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武士集团就是平氏与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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