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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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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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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幕府时代(暂定名)之九  

2010-09-06 16:13:48|  分类: 走向幕府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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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遣唐使

在奈良时代后期到平安时代的早期,随着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日趋饱和,遣唐使也逐渐失去了原本的作用。而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唐河北一带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揭开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序幕,叛军迅速攻克了洛阳和长安,唐玄宗西幸蜀中。这场叛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叛乱最终镇压以后,唐朝内有宦官专政,外有藩镇割据,加上吐蕃、南诏、渤海、回纥等边境民族政权的滋扰侵犯,已经不复有当初的盛世局面。前往中国留学一事对日本人的吸引力大大减少。

在奈良时代晚期,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曾经派遣了为迎接前任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回国而赴唐的“迎入唐大使”,只有11人到达长安,唐朝方面派遣沈惟岳用船送回,是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唐朝兵器奇缺,在日本使节返回时,唐肃宗向日本方面提出了要求赠送牛角作为制弓用的材料。同时,唐肃宗拒绝了放藤原清河回国的要求,他的理由是“残贼未平,道路不靖”。因为藤原清河被留为人质,所以在天平宝字五年(761)十月,日本再度任命仲石伴为大使,石上宅嗣为副使(后改任藤原田麿),在安艺造船,收集牛角7800只,准备渡唐,并送回唐朝使节沈惟岳等人,不幸的是,这一次出发刚刚到难波(今大阪),其中一艘船就触礁破损,不得不中止行程,继而在第二年又任命了中臣鹰主为大使,再次试图出发,却没有遇上航海时所必需的风,这一次遣唐再一次宣告夭折。

光仁天皇宝龟六年(775),日本终于应滞留唐朝的藤原清河之请求又派出了第15批遣唐使,距离上一次派遣正式的遣唐使已经有25年之久,这一次的大使是佐伯今毛人,但在出发时,佐伯今毛人已经到了出发地筑紫,却借口无风,独自一人返回了京都,第二年又准备出发时,他称病拒绝前往,副使小野石根成为领导。这一次遣唐使的去路和归路全部取道横渡东海的南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宝龟九年(778)回国时,第一舶上载有副使小野石根、唐朝使节赵宝英以及受年迈的父亲藤原清河之托回国探亲的清河之女喜娘等人,途中不幸遭遇风浪遇难,副使小野石根、唐使赵宝英溺亡,而喜娘则漂至肥后天草郡,终于回到了日本。日本为送随船而来的唐使孙兴进回国,又在宝龟九年(778)十二月任命了一次送唐客大使,次年出发。

桓武天皇即位后,出于整顿律令,学习新的佛教流派的需要,又在延历二十年(801)任命了第17批遣唐使,在这一次遣唐使中,有两名非常有名的学问僧,一名最澄,他在浙江的天台山求法,归国以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始祖。另一名空海,他在入唐以后,入长安青龙寺拜惠果为师修习密宗,归国以后开创了日本真言密宗。

事实上,这一次遣唐使的行程也是一波三折,延历二十二年(803),遣唐使团刚从难波出发,就遭遇暴风,船舶损毁,在经过长达一年的修理后才得以重新出发。其中的第三舶于延历二十四年(805)七月从肥前国松浦郡出发,遇风而漂流到孤岛,只有数人脱难上岸,船只漂流不知去向。

在此后又过了将近30年时间,到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正月,日本任命了第18批遣唐使,这也是最后一批到达中国的遣唐使。由藤原常嗣出任大使,率领一行共651人,组成庞大的使团。这一次遣唐使一共筹备了三年时间,直到承和三年(836)七月才从筑紫出发,刚一出发就遭遇暴风,第三舶破损,随船的140人未能前往中国,其他人于第二年七月分乘三舶出发,再次遭遇暴风。到承和五年(838)七月才得以出发,取道南路,这一期遣唐使仅仅待了一年不到,就在承和六年(839)分承九艘新罗船从楚州出发回国,八月回到了日本。其中的第二舶一度漂流到南海,与当地“土贼”交战,被迫分乘小船于次年四月返回日本。

从以上数次遣唐使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奈良时代晚期到平安时代前期,遣唐使的派遣次数和频率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由原本的数年一派遣逐渐拉长为数十年一派遣,虽然派遣的规模还是很庞大,但是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明显缩短,每次都是来去匆匆。

出现这一情况的第一个原因显然是因为中国大陆政局的问题,自安史之乱以来,唐朝文化已经对日本失去了吸引力,而到了唐末,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减退,地方上藩镇各自为政,流贼四起,昔日兼容并蓄、繁荣平和的盛唐文化已经不复存在,遣唐使因此成为日本朝廷的一种例行公事,仅仅是因为“祖制”的传统原因才得以继续留存。

第二个方面,遣唐使规模盛大,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除了每次出行的船只以外,还必须准备随船的药品、食品,甚至为避免因漂流到孤岛海外而被当地土著袭击而准备的武器、衣甲。每一次出行都耗资巨万,对于平安时代收入逐渐减少的日本朝廷来说,遣唐使确实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遣唐使这个大工程变成数十年一回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个原因是遣唐使的职能被一个新崛起的阶层所取代。在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最后一期成行的遣唐使归国后,日唐之间的交通媒介就被新兴的民间私商所取代,在他们之中最有名的有唐朝商人张支信(也有写作张友信)、李邻德、钦良晖、李延孝、詹景全等人,这些商人承担了两大任务,第一,他们把大批的“唐物”带到了日本,日本以往派遣遣唐使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国内对“唐物”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佛像、佛具、经卷以及药品、香料、瓷器等物,对于日本人的精神信仰和当时贵族的奢靡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每次在遣唐使逐渐稀少甚至停止后,日本要输入这些“唐物”就完全依赖于来日的商人,每一次商船一到,驻在博多的大宰府就立刻驰告朝廷,同时将商人留馆款待。朝廷用砂金、刀具、绢等日本特产品交换商人的货物。虽然日本朝廷有“官司未交易完不得私自交易”的法律,但日本京都的贵族和富翁却完全不顾法律的规定,争先恐后地派人前来购买“唐物”。第二,他们承担起了中日交通媒介的作用,当时想要“入唐求法”的日本学问僧如圆仁、圆载、惠萼等人都曾接受过商船的恩惠。许多入唐僧人都是直接到筑紫寻找一艘“便船”赴唐,而由于这些商人船年年不断,寻找“便船”其实是很容易的,较之遣唐使舶而言,这些熟悉航海的商人船安全性也要高得多。而到唐朝灭亡以后,大陆上割据江浙一带的吴越国和日本继续保持着往来,此时,私商甚至承担起来外交使节的作用。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遣唐使已经成为一项危险系数非常高的工作,由于当时日本航海技术的落后,遣唐使一遇风浪就多有死伤,后期的几次遣唐使因为唐与新罗关系的破裂以及中国河北、山东一带藩镇割据的缘故,被迫放弃以往相对安全的北路(经由朝鲜半岛沿岸绕到山东半岛登陆进入长安),改走横渡东海的南路。茫茫大海,无依无靠,一遇恶劣天气,后果可想而知。为了适应风向,遣唐使的出发又是在炎热的七八月,在海上喝着生水,吃着干粮,一过就是数十天甚至几个月,生病死亡的人不在少数。所以要参加遣唐使必须用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力,以至于一听赴唐,胆小的人瞠目结舌,视为畏途。比如作为藤原常嗣的副使的小野篁就在出发前打了退堂鼓,死活不肯上船。日本朝廷不得不以一些殊荣、厚赐来笼络遣唐使,鼓励他们出行。

最后,一个有名的“胆小鬼”结束了遣唐使的历史。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日本再一次任命了一届遣唐使,这一次的大使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菅原道真。此时距离唐朝灭亡还有13年时间,就在前一年,有个名叫中瓘的僧人回国告知唐朝动乱的情况,当时唐朝已经镇压了黄巢起义,然而这一场几乎席卷全国的起义将唐王朝打得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的局面因此形成。作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正受到宇多天皇的宠信,仕途一片灿烂,自然不愿意再踏上这场前途未卜的遣唐之旅,他主动上奏宇多天皇,请罢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他的建议,历时两个多世纪,吸收的唐朝文化影响了整整一个民族的遣唐使终于划上了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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