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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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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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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幕府时代(暂定名)(十一)  

2010-09-27 15:29:22|  分类: 走向幕府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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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门的变迁

平安时代同时也是日本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在奈良时代称雄一时的“南都六宗”遭遇了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因为追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留学僧将中国的新佛教流派带回了日本,也和日本朝廷希望抑制奈良佛寺势力的愿望有关。

桓武天皇作出的迁都决策一定程度上是不希望道镜和孝谦天皇的事件不至于重演,对于喜欢干预政治的“南都六宗”佛门势力他抱着警惕的心理,所以他希望扶植一些潜心在山寺中修佛,不问世事的新佛教流派,正好,从唐朝归来的两名高僧为他这一举措提供了可能性。这两位高僧一名最澄,一名空海。

最澄,俗名三津首广野,出生于近江国滋贺郡,他在年仅12岁的时候,就进入近江的国分寺(圣武天皇出于镇抚地方的需要,在每个国设立的寺院)拜僧人为师,14岁剃度,到17岁取得度牒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侣。19岁时,最澄到了“总国分寺”东大寺受具足戒,在当年,他就跑到京都附近的比叡山结庐苦修。这一经历使他很快成名。在延历二十年(801),已经深受桓武天皇赏识的最澄就被招为“还学生”(短期留学生)参加第17次遣唐使,被派到中国学习佛法。

最澄在延历二十三年(804)出发赴唐,同年抵达明州(今浙江宁波),他立刻前往浙江天台山,拜在天台宗高僧道?和行满两人门下学习天台宗,又师从翛然学禅,追随顺晓习密宗,经数月以后就自认略有所成,他随同这一次遣唐使团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归国。

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最澄上表请开天台宗,正式创立了日本天台宗。而他原本在比叡山的修行之处建有一座小规模的寺院,在被允许开宗以后,这座寺院逐渐扩大,并获得了年号命名的荣耀,这就是日本佛教中有名的天台宗总本山——延历寺。

空海,俗名佐伯真鱼,他的出身并不可谓不高,他的父亲是郡司,延历十一年(792),他进入了大学寮专攻汉学,是年他才18岁,学习《左传》、《诗经》、《尚书》等中国典籍,如果不出意外,他将作为一个饱学宿儒步入仕途平步青云,但是空海却并没有选择这条路,他在一年以后就毅然抛弃了可能到手的荣华遁入山林苦修佛法,到20岁以后,就出家为僧,于延历二十三年(804)加入了当年出发去中国的第17批遣唐使团,同年十二月,他在经历了海上漂流、上岸被扣等多重劫难后,终于进入了唐朝的首都长安。

在长安,他进入了青龙寺,师从密宗高僧惠果大师,由于空海的悟性高强,他在短时间内就传承胎藏界灌顶和金刚界灌顶(灌顶是密宗的一种传授仪式,金胎两界传法灌顶就是由身处导师地位的“阿阇梨”将水浇注在接受仪式者的头上,代表传承法门、修行完结之意),并获得阿阇梨位,在惠果圆寂以后,空海于延历二十五年(806)启程回国。

由于留学生规定必须滞留二十年,而空海仅仅两年就返回,因此犯了“阙期之罪”,他在登陆故土后,就被大宰府扣留在筑紫的观世音寺数年。待他入京之时,已是大同四年(809),是时,平城天皇都已退位,嵯峨天皇刚刚即位。

空海的入京与最澄的协助有关系,因为最澄在他的支持者桓武天皇去世以后一直需要一个同盟者,而与他一同入唐求法的空海显然是他理想的人选。当时日本采取僧侣资格的国家认证制度,有资格授予僧侣资格的“戒坛”只有东大寺、观世音寺和下野的药师寺三处,这三处称为天下三大戒坛。延历寺为了获得有别于“南都六宗”的独立地位,就必须取得开“戒坛”的资格。最澄就希望和密宗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南都六宗”,为此,他还决定师从空海学习密宗。空海在他所驻在的平安京的高雄山寺(今天京都右京区的神护寺)开坛传法。

但最澄和空海两人的性格和佛教理念完全不同,最澄为人冲动好胜,他虽然是一个佛门弟子,却有着很强的斗争心,他师从空海,只是希望借助密宗的力量获得“戒坛独立”,而空海则更谦和和与世无争,他只是孜孜于自己的佛学修为,对世事一概不问。所以两人的目的、思维方式迥异导致了两人最终的分道扬镳。

最澄和空海最初的摩擦起于一位名为泰范的弟子,泰范是最澄的得意门生,他跟随老师一起拜在空海门下学习密宗,也和老师一起接受了空海授予的胎藏界灌顶和金刚界灌顶,但他却从此破出师门转投到了空海门下。最澄写了几份情深意切的劝说信,希望他回归比叡山,但空海认为师有择徒之权,徒亦有择师之权,他代泰范回了一份拒绝信,泰范最终没有回到比叡山,这一事件让两位佛门大师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而一本名为《理趣释经》的佛经则使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最澄向空海借阅此书,不料,空海却回答他说:“纸上修行不如实践修行。”言外之意就是拒绝了最澄的借阅请求。两人自此割袍断义。

和最澄分手后,空海在弘仁七年(816)请求下赐高野山为道场,由于当初他在“药子之变”中坚决支持嵯峨天皇,并为其做了“国家镇护”祈祷,嵯峨天皇立刻敕准了他的请求。空海派弟子在高野山建立伽蓝,高野山成为空海所开创的“真言密宗”的圣地。

弘仁十三年(822),朝廷决定允许空海在东大寺设立真言密宗的灌顶道场真言院,平城上皇亲自前来听法,并接受了灌顶。第二年,朝廷又将位于京都朱雀大街南端罗生门东侧的东寺(通称“教王护国寺”)下赐给空海,作为真言密宗的根本道场,东寺的下赐表明真言密宗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空海也因此成为朝廷举行一些重要宗教仪式时的主持者,天长元年(824)他开始出任朝廷的僧侣管理职位少僧都,三年后升为大僧都,他在承和二年(835)圆寂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尊敬。延喜二十一年(921),他被醍醐天皇谥为“弘法大师”的称号。

而最澄则举起了对抗“南都六宗”的大旗,他与法相宗的僧人德一以笔为刀,以文作枪,展开了一场“三一权实之争”

所谓“三一”是指大乘佛教理论中的“三乘”与“一乘”。大乘佛教将“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称为“三乘”,简单地说,“声闻乘”就是闻如来的言教而悟佛教的最基本的四谛(苦、集、灭、道)真义;“缘觉乘”则是通过修行而自觉开悟,领会十二因缘之理,大乘佛教认为这两者都属于小乘,无法获得无上佛果。而真正能成佛的必须达到“菩萨乘”的境界,也就是不但要实现自己的开悟,还必须普渡众生,帮助别人开悟。法相宗是中国唐朝初年的玄奘入印度求法返回后所创立的宗派,在“南都六宗”中是势力最盛的宗派之一。法相宗根据“三乘”之说,把众生分为“声闻定性”、“缘觉定性”、“菩萨定性”、“无性”和“不定性”,认为他们各有各自不同的素质。而天台宗所信奉的《法华经》则提出了“一乘说”,认为“世间众生都可成佛”,因为佛法高深难懂,所以它把“声闻乘”和“缘觉乘”看作是佛为不同的理解层次的人开设的方便(也就是“权”,方便在佛教用语中的意思就是手段、接近的途径,方式),最终只有一种“佛乘”。天台宗反对法相宗的“五性各别”的说法,认为众生平等,所以,他们才是“真实之教”,而信奉三乘五性各别的宗派则是“方便之教”。

争论最早从德一发难开始,他写就了一本《佛性抄》,质疑《法华经》的正统性,并站在法相宗的角度批驳一乘论,最澄立刻提笔应战,他著了《照权实镜》对德一的论点进行反驳。德一又以《中边义境》、、《慧日羽足》两文回击,最澄再以《决权实论》、《守护国界章》应对。战到酣时,双方甚至从单纯的佛学之争上升到人身攻击,德一指斥对手是“凡人臆说”、“愚夫”,而最澄则举唇反讥,称德一是“麁食者”(吃粗鄙食物的家伙)、“谤法者”(毁谤佛法的家伙)和“北辕者”(南辕北辙的家伙)。

同时,在争论中,最澄宣布抛弃原本的严格的“具足戒”,自创了一套剃度培养僧侣的办法《山家学生式》,规定凡属天台宗僧人,在得到官方认可剃度,受大乘戒以后,就必须居住在山中,修行十二年满。“大乘戒”比原本的“具足戒”要更为宽松一些,反映了最澄希望最大限度面向世俗信徒的思想。他取消了“南都六宗”所规定的剃度为沙弥后还需要经过见习,至20岁才可受戒为僧侣的复杂制度,主张剃度当年就可受戒,对于出家的僧侣,他希望他的弟子从一开始就以一名僧侣的自觉要求自己,刻苦修行。这一方式自然也受到了“南都六宗”的猛烈攻击。

这一场在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争论一直到弘仁十二年(821)才告一段落,最澄写下了这场争论中他本人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华秀句》,第二年,最澄圆寂。而天台宗的大乘戒坛最终也在最澄圆寂以后得到了朝廷的承认。“三一权实之争”则在继续,直到最澄去世后100多年后,天台宗僧人源信写下了《一乘要诀》,这部著作为这一争论划上了句点,一乘之说从此为日本佛教所广泛接受,这对日本佛教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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