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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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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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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二十年(21)  

2009-04-29 13:56:00|  分类: 明治维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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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蛮社之狱

18世纪开始兴盛的兰学并非处于一种无序发展的状况,虽然在短短一世纪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兰学学者和兰学著作。但是他们之间都有着互相传承。就学科而言,兰学的发展是由医学发端,渐及其他学科,就学者而演,最早习学荷兰语的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两人可谓后来兰学学者的先驱,接着是翻译出版《解体新书》的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两人,他们通过传道授业的形式将兰学的火种传播出去。能体现这种传承关系的就是兰学塾。

首先开创兰学塾的就是《解体新书》的作者杉田玄白,他在翻译《解体新书》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将兰学教授世人的重大意义,他以自己的私塾“天真楼”作为教授兰学的基地,随着《解体新书》的出版,杉田玄白之名不胫而走,许多人慕名前来,其中就包括大槻玄沢等人。

第一所真正形成教学体系的兰学塾当数大槻玄沢所创的芝兰堂,大槻玄沢为杉田玄白之学生,曾师从长崎的通事学习荷兰语。天明八年(1788年),大槻玄沢的《兰学阶梯》出版,从而奠定了他在兰学界的宗师地位,上门求学者不计其数。大槻玄沢接受了老师“传道授业”的理想,在江户开设“芝兰堂”。“芝兰”一词不但取“兰学”之意,而且与古籍中“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一语切合。在芝兰堂求学的弟子中,以宇田川玄真、稻村三伯,桥本宗吉、三村才助四人成就最为突出,并称为玄沢门下之“四天王”。

江户后期的著名学者绪方洪庵则师从于玄沢的弟子宇田川玄真、中天游等。他于天保九年(1838年)在大坂开设“适塾”。幕末维新的杰出人物福泽谕吉、桥本左内等人皆出自其门下,适塾是为今之大阪大学前身。

除了日本学者以外,在日本唯一的开放口岸长崎,德国人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1796-1866年)也开设学校教授学生。西博尔德出生于德国的医学世家,1815年就读于维尔茨堡大学,主攻医学,兼及动物学、植物学和地理学等。文政六年(1823年)到达出岛,当地的长崎奉行未见过德国人,称之为“山地荷兰人”。次年,西博尔德就在长崎开设“鸣泷塾”,以医馆而兼学塾,将西洋医学大量地介绍进日本,同时也收集日本的草药加以科学研究。他培养了高野长英、二宫敬作等一大批杰出学者。

正是这个西博尔德,在文政十一年(1828年)归国时引发了一场大风波。西博尔德曾随荷兰商馆长前往江户,觐见将军德川家齐,因此得以结识幕府的“天文方”中的学者,他与幕府“天文方”的笔头兼书物奉行高桥景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在交流地理学知识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高桥景保用伊能忠敬所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的缩图与西博尔德交换部分地理学资料。西博尔德还为搜集日本虾夷地的植物而与探险家间宫林藏(曾以考察库页岛而闻名)交往,他致以书信一封和礼物一份,间宫林藏还是幕府的兼职密探,他并没有拆封礼物,而是立刻密告给幕府。在当时,日本地图为禁止流出物,高桥景保因私自与外国人赠答违禁品而被捕,并死于狱中。西博尔德则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再度入境。

事实上,在松平定信执政期间,自宽政二年(1790年)开始,幕府就已加强了思想控制,在这场“宽政异学之禁”中,朱子学被认定为官方学说,同时禁止除朱子学以外的学说在官方学校传授,特别是阳明学、古学等“扰乱风俗之学”,兰学自然也在被压制之列。虽然这次禁学的影响仅限在官方,但对享保以来相对自由的学术风气仍然起到了一定影响,在此后,幕府也开始日益重视思想禁锢。天保十年(1839年),在大塩平八郎之乱后神经高度敏感的幕府制造了一起思想压制冤案——蛮社之狱。

“蛮社”指的是兰学者所结成的“尚齿会”,这一团体被当时的“国学”学者蔑称为“兰学的野蛮结社”,故称“蛮社”。其主干人物大多出自西博尔德的“鸣泷塾”,如高野长英、小关三英、渡边华山等。

事情之起因是天保年间的美舰莫礼逊号事件,莫礼逊号遭遇了日本的“异国船打拂令”,在靠近日本时遭到了粗暴对待。事发后,幕府老中水野忠邦派遣幕府目付鸟居耀藏和兰学者江川英龙测量江户湾,为加强海防做准备。鸟居耀藏是朱子学者,他对于那些满身洋气的兰学者充满厌恶,就在这一次测量中,顽固的鸟居耀藏与江川英龙发生了激烈冲突,江川英龙告上了幕府,鸟居耀藏因此而被水野忠邦申斥。心地狭窄的鸟居耀藏自此后就把尚齿会的兰学者视为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捏造罪名,向水野忠邦告密。于是,一场镇压学者的“文字狱”开始了。天保十年(1839年)五月,渡边华山被捕,在他的家中搜出了一些批评幕府的消极海防政策的著作,尤其是一份名为《慎机论》的著作,用了大量过激的笔墨批评了幕府的“异国船打拂令”,渡边华山遂被定罪,两年后,他写下了一句“不忠不孝渡边登”(华山别名渡边登),愤然自戕。如此同时,高野长英投案自首,他在弘化元年(1844年)因监狱火灾而脱狱,嘉永三年(1850年)在被抓获后又遭遇暴力对待,押送途中自戕。而小关三英则在案发后听闻华山与长英二人入狱,畏罪自戕。这场血腥的文字狱发端于幕府中的争权夺利斗争,但最后演变成为对兰学学者的疯狂迫害与思想禁锢,这恐怕与幕府当时遭遇的景况有着密切关系。

在蛮社之狱发生后两个月,即天保十年(1839年)七月,幕府“天文方”的涉川敬直向老中水野忠邦建议:除了直接上递幕府的荷兰风说书以外,禁止一切国外情报相关的资料、文献、书籍流传,加强对荷兰语翻译著作出版的审查。这一建议被幕府采纳。幕府下令取缔除“天文方”和“兰方医”以外的一切兰学著作,实行兰学著作出版的町奉行审查制,后又将审查权限收归“天文方”,涉川敬直于是得以垄断兰学。

天保改革失败后,这一禁令一度松弛,但在嘉永二年(1849年),由于汉方医学和兰方医学的尖锐对立,幕府再度厉行禁令,规定在幕府任职的医生必须使用汉方,开业医生必须通晓汉方,翌年则发布“兰书翻译取缔令”,严格限制荷兰语翻译著作出版,并规定由长崎奉行审查进口的外国书籍。就是在这样的沉闷风气中,新出现的大批兰学著作被禁止刊行。

自蛮社之狱以来的兰学禁令最终被“黑船”所打破,幕府在佩里的压力下被迫开国,但开国以后的日本发现原本的“兰学”也成为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受到“黑船”刺激的日本人在开国以后,开始如饥似渴学习“洋学”,再度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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