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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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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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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二十年(19)  

2009-04-29 13:52:00|  分类: 明治维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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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西学东渐

武士道轻视上述那样的知识,认为知识本身不应该作为目的去探求,它应该作为获得睿智的一种手段去探求。因此,那些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人,便被看作只是一架能够遵照要求吟出诗歌、名句的方便机器。所以,知识被看成要与生活中的实践躬行相一致,而这个苏格拉底的教诲,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那里找到其最伟大的解说者。他孜孜不倦地一再重复:知行合一。

——《武士道》第2章《武士道的渊源》

第一节:芝兰芬芳

一、黑暗中的曙光

江户幕府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儒学,再确切地说是朱子学。“朱子”即为中国宋朝的大儒朱熹。朱子学在中国被称为“理学”或“程朱学”,清代的儒家称之为“宋学”。朱子学很早就传播到了日本,一般认为是在正治元年(1199年)由来华的真言宗僧人俊芿传入日本。在镰仓时代,朱子学尚未有很大的影响,只是在京都五山的僧人中流行,正安元年(1299年),经来日的元朝僧人一山一宁的注解,朱子学在此后得到了大发展。

将朱子学按日本现实的需要改造为近世儒学的鼻祖是战国时代晚期的儒学大家藤原惺窝,他将这种僧侣和贵族之间流传的学问演变为学者和百姓的学问,并将朱子学日本化。藤原惺窝出身公家,入寺为僧,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后为专门的儒学学者,他在研究儒学时,以朱子学为基调,但杂揉王阳明心学等其他理论,在日本儒学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弟子以林罗山最为著名,林罗山作为德川家康的顾问,对幕府的内政外交皆有很大的影响,正是这位历仕四代将军的学者奠定了朱子学作为官方学说的基础,他的“上下定分之理”为幕府的身份等级制度找到了理论依据。林罗山及其后人林鹅峰、林凤冈代代服务于幕府,朱子学也在林家的努力下,成为幕府教化政策的基础。

藤原惺窝为江户时代儒学“京学”之始祖,其弟子除林罗山外,那波活所、松永尺五、堀杏庵三人亦颇为知名,四人并称藤原门下的“四天王”。在“四天王”之后,松永尺五弟子木下顺庵开创顺庵一系,与幕府的林家分庭抗礼。顺庵门下的新井白石在“犬公方”德川纲吉时成为将军的亲信,他于日本历史、地理学、政治制度等多所创见,尤其是他主张学以致用,可以看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当时日本儒家的深刻影响。朱子学作为一种官学,在江户时代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思想中,幕府的统治能维持260余年,朱子学起到了保持社会稳定,从思想上维系统治的重要作用。

阳明学在17世纪早期开始兴起,其开创者为中江藤树,王阳明心学在日本是和朱子学对立的学说,它在江户时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对体制的批判。特别是它的“知行合一”的思想,鼓励人们通过行动去改变现实。藤树之弟子熊泽蕃山就因批判幕府体制而遭到朱子学者的尖锐反击,最终被幽禁于下总古河。而作为阳明学者的大塩平八郎更是江户时代著名的一位“革命者”。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高山晋作等,无不受到阳明学的深刻影响。

享保改革时期的荻生徂徕的学说也在当时颇为流行,他从根本上反对宋学,提倡文必秦汉而诗必盛唐,而认为朱子学为臆测虚妄之说。他认为,要了解先儒之学,必先学习古文辞。当然荻生徂徕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经世论”,他的《政谈》成为幕府享保改革的政治文献。与其思想类似的是伊藤仁斋的古义学,伊藤同样反对朱子学,他的思想受孟子影响很大,主张以仁义为先,反对宋儒以佛道思维杂糅入儒学的倾向。

阳明学和古学的兴起是江户中期开始出现学问多样化的前奏。特别是在享保改革中,将军德川吉宗放松了思想控制,一时间就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幕府在江户等地开设学校,其后各藩纷纷仿效,在藩政改革中,各藩都开设藩校,民间的私塾以及作为初等教育设施的寺子屋也大量出现,这在江户中期带动了学术的繁荣。这一时期涌现的杰出学者和学派有,片山兼山等在批判徂徕学基础上创立的注重考据的折中学派、以佐藤一斋为代表的阳明学、紫野栗山、古贺精里为代表的朱子学等,而本居宣长、伴信友、平田笃胤等学者则在日本的古典主义文学和古代历史中汲取营养,大大发展了以研究日本国史和日本国文为主要任务的“国学”,他们以“国学”对抗外来的儒学,以古讽今,否定作为封建制度基础的儒学,起到了发起思想解放的作用。特别是水户藩进行藩政改革后出现的“水户学”,鼓吹“维持君臣名分”,是为日本近代尊王攘夷论的渊薮。

当然,享保年间及其以后在思想上最为醒目的成就当数“兰学”的兴盛。

“兰学”即指荷兰所传来之学问,在日本锁国期间,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成为日本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因此,这一时代从出岛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就被冠以“兰学”之名。在江户时代中期,已有一部分学者陆续接触西方的知识,宝永五年(1708年),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1668-1714年)奉罗马教廷之命,不顾日本的锁国禁教令,冒险在屋久岛登陆,被捕获后送至江户,新井白石作为当时幕府的主要掌权者,主持了对其的审问,在审问中,西多蒂向新井白石介绍了许多有关西方世界和天主教的知识,新井白石并非是一个死读书的腐儒,他在这一次的谈话中大有获益,于是投桃报李,建议幕府对西多蒂采取监禁的处理,救了这名可怜的理想主义者一命。接着,他就将他和西多蒂谈话中所获得的那些知识写成了《西洋纪闻》和《采览异言》两书,《西洋纪闻》记载了西洋诸国的风土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采览异言》则采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等资料,介绍世界地理。虽然这是两本通过“道听途说”的材料编辑成的书,但在江户时代是第一次详细地介绍西方知识,开了风气之先。

长崎的荷兰通事(翻译)则是“兰学”的最早源头,生活在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早期的西川如见就从长崎的荷兰人那里获取了不少西方知识,他将长崎所得的见闻写成了一本《华夷通商考》。另外,他还潜心研究天文学,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天文学糅合起来,著有《华夷通称考天义论》等天文学著作,因此,在他的晚年,被幕府将军德川吉宗聘为天文学顾问,这位“兰学先驱者”的后人也服务于幕府的历法机构“天文方”。

西川如见和新井白石对西方知识的探索成为兰学兴盛的先声,而他们的努力也影响到了幕府将军德川吉宗,这位主持享保改革的统治者在思想上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政策,他决定取消“汉译兰书”进口的禁令,允许与传教无关的西方著作进入日本,兰学就因为这一丝自由的空气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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