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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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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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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二十年(8)  

2009-03-13 13:34:00|  分类: 明治维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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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犬公方

17世纪中后期,江户幕府的统治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其一是自德川家光时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大饥荒。这场由于火山喷发和牛疫流行而起的“宽永之大饥谨”因宽永十八年(1641年)的大旱、洪水,霜冻、虫害等自然灾害而遍及全国,迫使幕府更为重视农业政策,在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统治期间,幕府颁布了诸多的命令,劝农重耕,包括对酿酒业进行统制,发布“田畑永代売買禁止令”,设立救济机构等等,同时还提倡俭约,使各地大名的财政负担大大减轻,开始实行“藩政改革”。其二:由于金矿开采的逐渐减少,幕府的财政来源出现危机,市场上,由于通货膨胀而导致物价下跌,与其相对应的是作为官方给付物资的米价格腾涨,使幕府陷入了金融危机中。其三:明历三年(1657年)一月,刚过新年的江户城遭到了祝融神的眷顾,包括江户城的天守阁在内的大批大名住宅、街道、市町遭到大火焚毁,死亡数万人。为重建江户城,幕府的财政开支进一步感受到了压力。

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就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开始了他的统治。

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死时没有留下后嗣,根据德川家的惯例,他将馆林德川家的藩主德川纲吉指定为继承人,这是德川家第一次从宗家以外挑选将军。延宝八年(1680年),德川家纲死,德川纲吉正式接任幕府将军。

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刚入主江户的德川纲吉很快就点起了第一把火,他宣布罢免家纲时代主导幕政的大老酒井忠清,而将为自己出任将军立下功劳的老中堀田正俊提拔上来,接着就大力推行儒学。德川纲吉在藩邸就是一个理学爱好者,在成为将军以后更是进一步推动理学治国。当然,这虽然是将军个人的喜好,也和家纲以来的“文治政治”不无关系。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天和三年(1683年)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中,将武家要务从“熟谙弓马之道”改成了“奖励文武忠孝、正礼仪重名教”。德川纲吉还建立孔庙“汤岛圣堂”,聘请林信笃等著名儒学学者前来讲学。这种提倡儒学的风气使德川纲吉的前半段统治还是蔚然可观的。

德川纲吉的喜好儒学,可以从元禄十四年(1701年)所发生的“赤穗浪士”事件一窥无余。

元禄十四年(1701年)二月,东山天皇和灵元上皇的敕使同时前来江户,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务,因此,幕府方面十分重视,派出播磨赤穗藩主浅野长矩、伊予吉田藩主伊达村丰担任接待任务,并指定幕府“高家”(由战国时期著名大名后裔世袭担任,负责幕府典礼礼仪事务的役职)吉良义央为指导。 二月十四日,在江户城中,浅野长矩突然抽刀砍向吉良义央,劈中背部,吉良义央因旁人解劝而得以幸免,浅野长矩犹恨恨不已。

事情发生后,幕府于第二天做出裁决,根据以往的惯例,这种情况应适用“喧哗两成败”的规定:即:在江户城中闹事,当事双方承担同样的责任。根据这个源自战国时代分国法的规定,袭击人浅野长矩和被袭击人吉良义央应同罪处分。但这个规定为儒家学者所诟病,认为这是一个显失公平的规定,热衷儒家的将军德川纲吉自然深受其影响,他的裁决是:赤穗藩主浅野长矩责令切腹,没收领地,而吉良义央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消息传到赤穗藩后,赤穗浅野家的家臣全都忿忿不平,在笔头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的主持下,赤穗藩从大局出发,和幕府接收方达成了“无血开城”协定。三月,赤穗藩武士再度集中,许多人要求为主君报仇,而另一部分人要求力图实现赤穗藩的复兴。七月,由于幕府做出了永久软禁浅野家继承人的决定,家业复兴的希望完全破灭,赤穗浪人走上了寻求复仇之路。大石内藏助集合同志,只有60余人决定留在同盟中,而最终参加行动的只剩下47人。

十二月十四日夜晚,47名赤穗浪人分批自江户出发潜入吉良义央的住宅,吉良义央与家臣试图抵抗,被赤穗浪人搜出砍杀。得手以后,浪人们带上吉良的首级前往泉岳寺,将首级献坟祭祀后,就向幕府自首听候裁决。

对于这些人的处理,儒家学者们也发生了争论,林信笃等建议宽恕,而获生徂徕则主张为保全武士的体面,应注重法制而让他们切腹。德川纲吉最终根据轮王寺的法主公弁法亲王的建议:赤穗浪人除寺坂吉右卫门外,46人集体切腹,成就了他们的忠义之名。

赤穗浪人事件是幕府在“文治政治”中所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而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武士的传统与儒家思想的冲突与融汇。赤穗浪人的行为既本于对幕府不尊重武家法度的不满,也本于儒家谆谆教导的“忠”;而幕府在事件前后的处理,既有儒家思想的渗透,也考量了传统的武士精神,可以说,这一事件后来被视为“武士道”精神的光辉典范并非偶然,它其实是“武士道”精神成型和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好景不长,纲吉的前半段善政很快结束了。贞享元年(1684年),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随之德川纲吉开始大力推行亲信政治。他开始重用馆林藩时的一些近习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同时设置为将军传命的侧用人、监视幕臣的勘定吟味役等役职,这些职务为将军的独断专行提供了方便。在纲吉时代,将军的权威有了很大的提高,将军亲信为维持自身地位,极力排斥其他幕臣与谱代重臣,迎合将军的意图。这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贞享四年(1687年),德川纲吉颁布了一道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命令:生类怜惜令(生類憐れみの令)。

所谓“生类怜惜”是指严禁杀生,这一法令的来源据说和德川纲吉的母亲崇佛有关。是年发布了一系列生类怜惜命令例如:禁止将鱼、鸟(包括龟、鸡等)作为食物,禁止遗弃病马,禁止杀死犬类等,同时规定给予告发者重赏,于是,有众多百姓和武士因为违反这些法令而遭到流放甚至切腹的惩罚。为收养野狗,幕府又在中野和大久保设立“犬小屋”,将该地的原住居民强制迁移,造成大批领民流离失所。同时,为供应每年数万两的狗食费用,幕府向领地农民和町民课税,导致民怨沸腾。

在德川纲吉的法令中,人权与动物的生存权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为了保护动物权,他不惜侵犯人权,因此,他被授予了一个光荣称号:“犬公方”。在老百姓的眼里,他不是统治人的将军,而是为狗办好事、办实事的“好将军”。

也正是这道命令使幕府原本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元禄年间(1688-1704年),日本再度发生大规模饥荒,加上元禄十一年(1698年)的江户大火,元禄十六年(1703年)的关东大地震以及宝永四年(1707年)的富士山喷发。幕府的财政更为困难。为解决财政危机,德川纲吉又听从勘定奉行获原重秀的建议,于元禄年间发行新钱,新钱的金银含量大大降低,引起了金融混乱,物价飞涨。

在这样的情况下,幕府仍在不断糜费,纲吉的生母桂昌院和将军本人都在不断为他们的信仰开支,并将这些开支转嫁给百姓和下级武士。宝永六年(1709年),德川纲吉去世,他在临终时,仍然惦记着那些狗,因此留下了一句:“生类怜惜令应100年不变”的遗言。不过,他的继承人却并不这样想,因为这位“犬公方”留给他的是一个民怨沸腾、社会动乱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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