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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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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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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二十年(5)  

2009-02-25 09:13:00|  分类: 明治维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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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闭关锁国

战国时代的日本一度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从天文十八年(1549年)方济各·沙勿略进入日本传教开始,大批的西葡天主教传教士来到日本。日本迎来了一个“切支丹(Christian)世纪”。战国时代的开放是和日本的政治局面息息相关的,许多大名看到了与西葡等“南蛮”进行贸易的巨大利润,对外国人来日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对于传播天主教也不置可否,甚至有些大名成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日本的普通民众也在乱世的迷惘中将天主教这个新颖的宗教作为一种新的希望。

天主教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从政治军事到生活风俗,一时间都染上了西洋风。日本的战场上,兵士用火绳枪对射,在城下町甚至京都,出现了欧罗巴风格的教堂。天主教一时间在日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天正十五年(1587年),日本的霸主丰臣秀吉西征九州,在九州征伐成功后,他发布了一道著名的命令:《伴天连追放令》。大意如下:日本为神国,故天主教违反天下之御法度,传教士应在二十日内离开日本,不得再入日本,南蛮贸易允许在不附带传教之基础上自由进行。

关于这一命令的由来,众说纷纭。一说是丰臣秀吉在九州征伐期间,要当地送上数名美女供他享用,但被当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拒绝,恼羞成怒的秀吉立刻宣布天主教非法。

事实上,政治家的行为往往在背后有着深层的原因,丰臣秀吉当然不会单纯因为索取美女不得而颁布这样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事实上,秀吉是看到了天主教在九州的巨大影响,深恐天主教会和战国时代的一向宗一样,成为当地居民发动起义的工具,因此才决心禁教。

《伴天连追放令》是一个开始,但这一次禁教并没有执行地十分彻底。然而,正当丰臣政权在考虑是否应厉行禁教时,庆长元年(1596年)发生的“圣菲利蒲号事件”使丰臣秀吉下了严厉禁教的决心。

“圣菲利蒲”号是西班牙船,在海上遇上海难,漂流到四国土佐湾,土佐地方的大名长宗我部元亲下令将该船拖至浦户湾中,并向丰臣政权报告,丰臣政权派出了增田长盛为代表处理该事务,在询问西班牙船长的时候,船长颇为得意地炫耀西班牙人在各地以天主教为工具建立殖民地的“丰功伟绩”。这让原本对天主教抱着警惕心理的丰臣秀吉大为惊恐,于是,他宣布厉行禁教,将26名天主教信徒与传教士在长崎处以死刑。

丰臣政权的政策对于其后的江户幕府有着很大的示范作用,德川家康并不是一个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开明统治者。庆长十四年(1609年),九州的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贿赂幕府重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引发了著名的“冈本大八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幕府开始重新认识天主教的问题。元和六年(1620年),一艘日本商船在外海被英国船俘获并拖进了平户港,幕府在调查船主平山常陈起诉英国人的海盗行为时,无意中搜出了该船匿藏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平山常陈事件”进一步引起了幕府对天主教问题的重视。在此后,幕府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禁教并逐步切断与外部的交流。

元和二年(1616年),幕府下令,除中国船只外,其余国家一律限定只能在平户、长崎两地下锚。“平山常陈事件”后,元和九年(1623年),幕府关闭平户商馆,紧接着在宽永元年(1624年),幕府禁绝西班牙商船来日。

江户幕府原本对外贸易采取朱印船制度,德川家康虽然不喜欢天主教,但对海外贸易的利润仍有很大的兴趣,因此,他颁布“朱印状”给一些大名、商人以及中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士,作为海外贸易的许可证。凡从事海外贸易者,必须有“朱印状”。家康以后,第二代将军秀忠和第三代将军家光对海外交易的管理日益严格。宽永八年(1631年),幕府发布命令,规定海外贸易船只,除了有“朱印状”以外,还必须有幕府的政务主持者老中的“奉书”,缺一不可。这进一步限制了海外贸易的自由化。

从宽永十年(1633年)开始到宽永十三年(1636年),幕府先后发布了四道锁国令,宣布除“奉书船”以外的一切船只禁止海外航行;禁止在海外居留五年以上的日本人归国;禁止日本人擅自出国,已出国者禁止回国;除中国、荷兰船只准许在长崎驻泊外,禁止其他所有国家船只前来贸易;驱逐国内一切无贸易任务之葡萄牙人,其余葡人准许在长崎外的一个小岛——出岛居住,禁止进入日本本土,也禁止日本人前往出岛。

这一连串的“禁止”显示了幕府将日本隔绝于世的决心。在切断天主教的来源的同时,幕府在国内厉行禁教。幕府的高压统治终于在宽永十四年(1637年)引起了一场“岛原之乱”。

岛原位于九州岛,原本为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的领地,居民多信仰天主教。在江户时代初期,当地居民因领主松仓家的沉重年贡而怨言四起,而松仓重政与松仓胜家两代领主采用高压政策对抗领民,加上年景不善,饥民遍野。岛原就像一桶点着引线的炸药一样爆发开来。宽永十四年(1637年),当地居民在天草四郎的领导下,以天主教为旗帜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对抗幕府的暴政,幕府耗时一年,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终于将起义残酷镇压。在此后,幕府更进一步认为:天主教对于幕府的统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锁国的决心也更为坚决。

宽永十六年(1639年),在镇压了“岛原之乱”后,幕府下令禁止另一个天主教国家——葡萄牙的商船来航。第二年,葡萄牙商人再度来日本请求恢复通商,幕府的回答是:将该船的使者和商人共61人处以死刑。宽永十八年(1641年),幕府进一步将荷兰商馆全部驱逐到出岛。

锁国,不仅仅是为了禁绝天主教,幕府对于国内的黄金白银流出也颇为忧虑,在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人出于对黄金的疯狂追求而来到东方,希望以他们的商品换取东方的黄金和香料,幕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黄金的流失将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状况的不稳定,而对外贸易是黄金流失的罪魁祸首,因此,幕府在锁国之后就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朝鲜船只许在对马岛进行贸易,由对马藩负责;中国船和荷兰船只准在长崎贸易,荷兰人不得居留在长崎,须在出岛居住,以断绝与日本民众的联系;硫球则由萨摩藩负责贸易交流事宜。

就这样,在此后的两个世纪,日本就像居住在木桶中的第欧根尼一样与世隔绝,只通过几个小孔透气,虽然维持了两世纪的平静,但当西方人的炮火打开了日本的大门时,日本却赫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所能想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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