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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来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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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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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二十年(2)  

2009-02-19 14:53:00|  分类: 明治维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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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江户时代的日本

过去的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仅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惠赐,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他们摆出一副社会地位超出于民众之上的姿态,但却为人们树立了道义的标准,并用自己的榜样来加以指导。我承认武士道中有对内的和对外的教诲。后者是谋求社会的安宁和幸福的福利性的,前者则是强调为德行而积德的纯粹道德性的。

——《武士道》第15章《武士道的熏陶》

第一节:幕藩体系

一、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在日本历史分期中被单独划分为“近世”,意即:它是中世纪日本向近代日本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江户时代始于庆长八年(1603年),是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正式建立江户幕府,结束于庆应三年(1867年)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在这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中,日本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缓慢发展局面中。

江户时代日本的统治者是以德川将军为核心的江户幕府。幕府作为武家政治的表现形式,到17世纪,已经在日本延续了近500年了。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获得胜利并夺取了政权,同时在元和元年(1615年)大坂之役中消灭了丰臣政权,实现了对日本国内的完全统治。大坂之役以后的200多年中,日本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大战乱,从应仁元年(1467年)以来开始的乱世局面至此宣告结束。

江户幕府是建立在日本战国时代以来的变革基础之上的,有人说:“如果把日本统一看做是一块饼,那么织田信长是种麦子的人,丰臣秀吉是将麦子拿来做成饼的人,德川家康则是享用这块饼的人。”这句话比喻得十分贴切。江户时代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战国和织丰政权时代留下的影子。

首先是政治体系上,江户时代采用的是幕藩体系,事实上,幕藩体系的形成来源于战国时代。许多的战国大名将自己的家臣集中居住到城下町,通过“分国法”的形式维系大名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家臣向大名效忠并提供军役。同时,这种制度建立在“检地”的基础上,中古日本采“庄园公领制”,无论是私人的“庄园”还是公家的“公领”都享有特权,这种制度在战国时期逐渐被破坏,大名为了实现对领地内的完全统治,纷纷推行“检地”,括出隐田,确立收税依据,同时奠定了将田地分封给家臣的基础。这种方式就被江户幕府所总结使用,通过丰臣政权时期的“太阁检地”和江户初期的大规模检地,全国的土地被统一进江户幕府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同时,江户幕府通过各种武家法度规定了大名的权利义务。中央的幕府和地方的藩成为江户政治的两极,这两极通过检地分封和武家法度统一到了一起。

其次,战国时代以来留给江户幕府的另一份遗产就是身份制度。在中古日本,虽然采取武家政治,但武士和农民之间的界限相对而言是模糊的。丰臣秀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农民开始,一步一步成为武士、大名进而走上了日本的权力最高峰。但是这种个人奋斗史在江户时代成为了神话。因为在战国时代,大名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发现建立起一支专业的职业军队非常重要。丰臣政权建立以后,在全国推行“刀狩”令,剥夺了除武士以外的人带刀的权力,刀自此才成为武士身份的象征(有些人认为刀作为武士的象征在武士出现以后就存在了,这是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在江户以前,大名的动员方式决定了许多农民、商人等都持有刀。另外要说明的是:武士刀也是一种特定的武器,与短刀、胁差等是有区别的)。丰臣政权“刀狩”之后,日本形成了“士农工商”四级制度,武士作为统治阶层,脱离生产,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原本在战国时期逐渐转向职业化的步兵——足轻成为武士阶层的最底层,但他们和农民仍然有区别。农民则是国家生产的主体力量,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承担税收的义务。其下则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另有贱民阶层(秽多、非人),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承担垃圾清扫,处理死尸等“脏活”。

江户时代的经济与其政治架构有着密切关系。德川家康在统一全国后,推行“重农”的经济政策,原因很简单,幕藩体系下的土地分封和大名的收入都是以大米作为统计单位的,可以说,大米是当时的一种硬通货。因此,幕府大力鼓励“新田开发”,开垦新土地,提高原有土地的产量。所谓“重农”,是相对于“抑商”而言的,幕府禁止农民弃田从商,并将商人列为四等级的最末等,表现出幕府对农业的重视。

但江户时代初期的农业生产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产量的提高使农村有了更多的富余劳动力。到了江户时代中期,特别是元禄年间(1688-1703年)以后,日本的商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桑、漆、红花、桧等经济作物,同时,制酒、制盐、纺织等手工业也开始走入兴盛期。

在江户时期,日本的商业经济的特点就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德川幕府继承织田信长的“乐市乐座”政策,大力发展城下町。首先表现在江户和大坂两城的繁荣上,江户作为日本的政治中心,由于幕府制定了大名参觐交代制度,规定大名必须在江户城下拥有住宅,每两年中应有一年必须住到江户(关东大名则是每年中有半年住到江户),这不但带动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的发达,也带动了江户城下町的繁荣。而大坂则是日本的商业中心,大名往往在这里设立“藏屋敷”,每年都将领地内的物资运送到这里,通过商业贸易交换必需品或者牟利。到江户时代中期,除了城下町以外,以道路旅店为核心发展的宿场町,以神社寺院为核心发展的鸟居町,以港口为核心发展的港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崛起。江户时代中期,幕府还一度采取重商主义,这更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幕府所控制的矿山(金山、银山)大量生产,到18世纪前后,这些矿山的出产量逐渐枯竭。幕府陷入了经济危机。相反的,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农村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资本主义化,许多商人结成商业垄断机构“株仲间”,这种商业团体后来也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而存在。商人通过垄断地位控制了财权,实际地位上升。而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由于作为硬通货的米价格下跌,陷入了贫困的境地。米价的下跌还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贫困,江户时代后期,许多农民陷入破产。农村的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农村的暴乱“一揆”此起彼伏。

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一方面,幕府改变中期重商的政策,重新改为重农,发布了“田畑永代売買禁止令”,禁止土地买卖,发布“归农令”,要求百姓从事农业,同时将商人团体“株仲间”加以严格管制甚至解散,不断发行新货币,以贱代贵,增加发行量,解决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发布“俭约令”,削减财政支出,发布“德政令”,安抚百姓。但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是杯水车薪,日本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地导致江户时代的社会体系的崩溃。

正是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江户时代市民文化的繁荣。如歌舞伎、净瑠璃、浮世绘等市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在江户时代风靡一时。

商业经济发展的另一结果则是教育的繁荣,一者,商业的发展需要大批专业的职业技术人才,这就导致了中世以来的一种私塾——“寺子屋”的普及。“寺子屋”是民间的一种初级教育机构,以庶民为教育对象,教师一般为僧侣、医师、武士、町人等,寺子屋的主要任务就是普及识字,教会职业技能。二者,由于幕府财政的危机,大量的底层武士为生活所迫,从事教师职业,这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江户时期,幕府的官方学校和各藩的藩学以及民间的私塾、寺院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网络,这在当时大大促进了日本识字率的提高,为日本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一言以蔽之,江户时代作为“近世”,既是日本中世发展成果的总结时期,也是日本近代化的准备时期。它的一系列基本政策是中世发展的延续,而它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破坏是日本近代化的先声。因此,要了解明治维新,就必须对江户时代的日本做一个全景式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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