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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作者,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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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horonym谈起——中国两宋精英与英国乡绅阶…  

2008-01-06 21:48:00|  分类: Edouard读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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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两宋精英和英国乡绅阶层的比较,从两者的产生过程和产生理念,两者的社会作用以及两者在近代转型时期所走上的不同的道路进行全面的考察,从中探寻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

关键词:两宋精英,英国乡绅,choronym

 

 

近日,在包伟民老师的指导下,有幸拜读了西方汉学的权威著作——韩明士(Robert P. Hymes)的《官员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精英阶层研究》(《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对韩明士所研究的两宋精英阶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近又在网上读到了Edward H. Kaplan的一份讲义《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From Stone Age to Mao’s Age》,在这份讲义的魏晋到宋朝史部分也提到了有关development of the choronym的问题,和韩明士的观点十分的相似,这引起了我对choronym这一词的兴趣,并对英国中世纪的乡绅阶层与中国两宋时期的精英阶层做了比较,得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结果。

对于choronym这个词的兴趣和探寻,起源于韩明士一书中在谈及两宋精英阶层来源时对魏晋士族的表述:“Each clan was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place-name-a ‘chronym’, to use the term coined by David Johnson – which identified its traditional family home.”[①]韩明士这一词来源于David Johnson的著作《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意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为了查找这一词语的确切含义,笔者找到了Edward H. Kaplan的一份讲义《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From Stone Age to Mao’s Age》,其中对choronym做了比较标准的诠释:“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the early middle period were invariably associated with particular locations—ancestral home towns. The anthropological term for such a family is “choronym.” A choronym is a particular aristocratic family line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place—a town or a county or slightly larger geographical region.”[②]Edward H. Kaplan认为choronym是某一地区具有权势的贵族家庭的代名词,同时,对于choronym,Edward H. Kaplan认为在西方也存在这样的阶层,比如the Duponts of Delaware, the Roosevelts ofHyde Park, the Roosevelts of Oyster Bay等等。从这个解释中笔者联想到了英国中世纪时期的乡绅阶层,也应该有类似于choronym的这种特性,因此萌发了将韩明士所提到的两宋精英和英国的乡绅阶层进行比较研究的想法。

.两个阶层的形成过程和形成理念的比较

根据韩明士的研究,两宋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当是以群兴起,通过学术、姻亲、组织等关系形成比较广泛的家庭关系网络。同时,韩明士考察了唐中期以来的人口迁移情况,试图对精英阶层的形成过程进行解释,但没能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我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本社会和文化型社会,韩明士所说的精英其实基本可以表述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在地方上通过科举、学术等手段维持自身的地位,通过宗法家族制度连系起来的一个阶层。韩明士把他所提到的精英阶层归结为七类:1. Officeholders. 2. Graduates of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or other men certified locally or regionally as academically eligible to compete for office in the exams at the capital. 3. Major contributors of funds or lands to Fu-chou Buddhist or Taoist temples. 4. Organizers of and major contributors to the founding or building of schools, academies, libraries, bridges, waterworks, or gardens. 5. Organizers or leaders of local defense activities or of local programs of charity or famine relief. 6. Men connected by friendship, master-students, or common membership in academic or poetic societies or cliques. 7. Affinal kin of members of categories (1) through (5). [③]从这个分类可以看出,韩明士所谓的精英,基本上和文化与农业社会有关系,也就是说:精英阶层的形成是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以儒家文化体系作为基本的理念,以科举,宗族,婚姻和财产等社会关系为基本架构而形成的。

英国的乡绅阶层起源于英王亨利二世(1154-1189年)实行的加强王权的改革,亨利二世推广亨利一世所执行的“盾牌钱”制度,规定中小封建主不再服军役而代之以交纳“盾牌钱”,从12世纪开始历经三个世纪,形成了一批世代专注于农牧业,不再练武打仗的乡绅阶层。所以,乡绅来源于中世纪的骑士阶层,中世纪的一套封君封臣制度奠定了骑士制度的政治基础,封臣具有效忠,“帮助”和“劝告”封君的任务,而封君也有保护和“维持”封臣,不得伤害对方的荣誉、财产和生命的义务。封君和封臣的关系是世袭的。骑士制度是建立在武力和军事的理念基础上的,乡绅则是骑士制度的延续,是英国君主为了加强王权,而采取的剥夺骑士的军事特权的手段。从此,乡绅成为英国地方势力的一大特色,它和地方权力牢牢结合在一起,对英国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比较两宋精英和英国乡绅两大阶层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问题:其一:阶层的形成都是由于封建王权的相对强化。韩明士在考察精英的形成时,对中国士大夫阶层发展的情况做了全面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精英的形成过程。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形成人们只知有王谢庾桓,不知有皇帝的局面。世家大族势力的强大造成了封建皇权的极度衰落,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封建皇权的势力开始上升,这和士族本身的衰落有着重大关系。经过隋唐的发展,到了两宋时期,封建皇权已经成为封建政治体系中的主导,而士族阶层因为自身的衰落逐渐消亡,“世族”作为一个社会构件,其由政治制度与社会协议所维持的身份地位,在唐以前就已失去了大部分现实基础,贵族的身份地位主要是靠文化来维系。同时,通过科举制度这一政治体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并成为封建王权的一大统治基础。他们通过文化作为连系的纽带,通过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发展。宋代强调文治,扩大科举制度,给了富人与其它社会上层一个适当的途径,以取得那些与旧贵族传统相联系的功名,并以此作为使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手段。科举制度事实上是官僚阶层操纵政治的工具。再看英国的乡绅阶层,其形成本身就是英国王权强化的产物,是原有的骑士制度威胁到王权而所做的一项改革。其二:两者形成的理念有很大的相同,两宋的精英阶层,除了部分是因为参与地方防卫而具有军事色彩以外,绝大多数的精英阶层都是通过文化来维系自身的地位的,可以说:精英的形成是儒家文化深入到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后果。而英国乡绅阶层则大致相同,骑士是一个军事阶层,通过骑士蜕变而来的乡绅,在理念上也逐渐抛弃以往的尚武精神,随着当时西欧大学教育的兴起过程,乡绅崛起使大学入学人数猛增,进而带动了政府和法律部门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文化也成了乡绅阶层的一大形成理念。同时英国乡绅对家族关系也十分看重,如在约克郡乡村地区,乡绅中普遍流行着这样的看法:“不管血缘纽带如何脆弱,它们都包含着特定的义务和忠诚,氏族团结在正规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是一项重要因素。”[④]当然,英国式的血缘关系网不同于中国式的宗法家族制度,但家族血缘和婚姻关系在两者的形成上所具有的作用是一致的。

二、两个阶层的地方社会作用之比较

如果把两宋的地方精英和英国的地方乡绅在地方上的社会作用进行比较,会发现他们有着更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在地方事务的作用上,两者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韩明士在他的著作中详细地分析了两宋精英阶层在地方的作用,以此论证唐宋社会转型时期精英地方化的过程。从韩明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两宋时期最主要的制度性变革,是从由中央政府努力经世治国转向由地方精英协同努力以达到地方社会的安定。精英在这一变革中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上对地方士绅的依赖性大大增强,而在地方精英内部也认为士绅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和对地方的贡献是评价士绅是否值得尊敬的一大标准。作者还举了三个方面的例子来论证精英在地方事务上的突出地位,即:地方防务,社会福利和宗教文化事务。精英在社仓救济,水利兴修,社会治安等方面或填补着地方政府职责上的空白,或作为地方政府的依托和补充。英国的乡绅阶层在地方上的作用与英国的地方自治制度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十二、三世纪就形成了地方自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中世纪英国国王派到地方最重要的皇家官吏是郡守(sheriff),郡守通常由国王或财政署任命。郡守的作用包括行政、司法、经济等方面,担任郡守的人,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骑士及缙绅。一般说来,郡守是由中央任命,但在实际生活中,郡守的任命是多方利益斗争与协商的结果。督察官(coroner)是地方政府中的另一个官职,其职责是记录郡守的活动,以便以后进行检查与考核;同时还记录那些原因不明的死亡案件,以便将来法官对案件的审理。而从1246年起,由郡法庭选举而非由中央政府任命督察官,担任此职的人都属于郡中的乡绅阶层,到后期出任此职的多为下层乡绅。当然中世纪英国王权在地方上既无完善的官僚体系,也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是通过逐渐形成的普通法,接受地方上各种事务的诉讼,来实现对地方事务的管理。12—13世纪,随着普通法的产生与发展,大多数司法案件移交给了中央法庭。但在地方社会中,自治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而是向以治安法官为中心的地方自治的形式转变。治安法官一职萌芽于13世纪。1360年,爱德华三世颁布法令,要求各郡由3~4名富有并精通法律的人负责地方上的司法事务,不久出现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这一称号。治安法官是一个小的团体,开始时每郡由6~8人组成,到都铎王朝时增至30~40人,形成团体管理的模式。治安法官是由国王通过委任状的形式予以任命,受枢密院和星室法庭(star chamber)的监督。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国王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担任治安法官有严格的资格限制,只有年收入达到20英镑的土地所有者才有任职资格。因此,担任治安法官的人都是地方上的乡绅。[⑤]由此看见。英国乡绅在地方事务上和两宋的精英阶层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两者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两宋精英在地方事务上更多是以一种“中间阶层”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担任地方政府的职务,而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来实现对地方事务的干涉,而英国乡绅则更多以官府的面目出现,他们通过担任官职,依托王权达到对地方事务的干涉的目的。因此,精英和乡绅一样,都是两个国家地方事务的主导力量,也是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上所依赖的对象。

三、两个阶层在发展道路上的比较

在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道路上,两个阶层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对两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两宋的精英是明清士大夫阶层的先驱,两宋发展到明清时期,开始走上了一条衰落的道路,一方面,由于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士大夫阶层日益失去了其独立性,特别是原来作为官僚阶层操纵政治的工具的科举制度由于八股取士的推行而成为皇权压制思想的一种工具,士大夫阶层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皇权的一个附庸阶层。从根源上看,儒家思想的佛教化倾向对精英阶层影响十分大,特别是理学的兴起,进一步束缚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为皇权控制士大夫阶层为之所用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所以,精英可谓是成也儒学,败也儒学。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这一阶层中自发地产生出有近代意识的新阶层逐渐地变为不可能,在鸦片战争后,通过外力的作用,才在部分开明绅士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而英国乡绅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英国的王权加强和市民阶层以及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英国王权的加强并不是像中国的皇权加强一样表现为垂死阶级的挣扎,而是表现为新兴阶层权力的兴起,在这一过程中,乡绅阶层也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其集中表现就是英国农村的圈地运动,通过这一运动,传统封建农业纳入了商业化的轨道,封建乡绅转变为新地主,完成了英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乡绅阶层在英国内战中成为主导力量,并成为现代保守党的一大政治基础。

两个阶层发展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差异,我认为这和两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有关系。从政治体系上看,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发展后到明清时期,这一制度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物,而英国的君主专制表现为对新兴阶层的依托和扶植,以此来打破旧的社会政治体系。因此同样是君主专制的加强,却有着不同的社会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的两个阶层,也就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文化体系上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封建小农经济发达,儒家思想的佛教化倾向使得传统文化染上了佛教的恬退避世的色彩,从而产生了理学这一最终的理论体系。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作为基本依托,宣扬忍让和服从的观念。而英国的商业性社会和海洋性文明的倾向使得英国文化中具有一定的进取性,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宣扬把上帝的光辉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大航海时代和后来的殖民时代欧洲人走向世界的原动力,也是欧洲最先走进近代社会的根源。两个阶层在不同的文化理念下,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选择。

从这两个阶层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许多相同和相异的地方,这也是今天对西方汉学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也可以探寻近代东西方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比较史学给了历史研究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也给了我们许多新的启发。

 

参考文献:

1.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Edward H. Kapla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From Stone Age to Mao’s Age

 3. David Cressy. Kinship and Kin Interac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1986

4. 陈日华:《英国法律传统与中世纪地方自治》,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1月第39-43页。



[①]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p.66.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Edward H. Kapla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From Stone Age to Mao’s Age p.14-2

[③]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pp.8-10.

[④] David Cressy. Kinship and Kin Interac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49. Past and Present,1986

[⑤] 陈日华:《英国法律传统与中世纪地方自治》,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1月第39-43页。

                                          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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